中國何以讓美國“失望”?

未來幾年,能否繼續讓中國人得到實實在在的福祉提升,相當程度上決定中國的戰略韌性。

作者:本刊記者 李少威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6-17

5月20日,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了一份題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的報告,長達16頁,主題是明確、強化與中國的戰略競爭。

它可能真的要去落實,也可能是典型特朗普風格的行事方式—先大聲嚷嚷,然後跟你討價還價。

不管怎樣,這還是展現了美國人可愛的一面。一般來説,這種最基礎的思路建構,是不適宜公開的,因為公開絲毫無益於“戰略方針”的實現,反而會製造阻力。

比如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三步走戰略,第三步目標是“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意味着必然要把許多發達和不發達的國家甩到後面去,但不可能列個清單,指名道姓地説要超過誰。一旦這麼説,路就變窄了。

更可愛的還在這裏:這份文件一開始就表示,自1979年與中國建交以來,美國在對華策略上一直是“抱有希望”的,美方希望通過接觸交往,能使中國“經濟開放”和“政治開放”,然後40年後的今天,美方認為自己並未如願。

這其實是一種心理背景,在正常關係中,它是祕不示人的。就像兩人之間,關係變得冷淡,肯定有心理因素,一方可能認為自己“看錯人了”,但疏離即可,不必説出,一説就變成一種鬧場的結局了。

其實這種心態,早在幾年前,特朗普上台以後,中國社會已經通過民間交往嗅探出來了。至少在兩三年前,就有不少學者或媒體人在説,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圈子裏對中國的印象已經完全改變了,許多中國人對此憂心忡忡。把那些學術的、枯燥的語言轉換成日常用語就是:他不喜歡我了,這可怎麼辦?

無法可施,因為人心難測也難逆。關鍵問題在於彼此是何種關係,粗俗一點説就是:你又不是被他“包養”,何必惶惶不可終日?

這是一個戰略定力問題,不影響戰術上對對方的高度重視,以及行動上的充分理性。


失望問題

中國的確讓美國失望了,如果它和中國接觸的目標是實現道路轉化的話,那這種失望也是註定的。

如果只聽美國的説法,此事給人的感覺像是一場合同毀約。但事實是這樣嗎?

1979年中美建交,同在這一年,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第一項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這個講話是公開的,也就是説,改革開放的目的,絕對不是用犧牲道路自主來換取經濟發展,相反,是用經濟發展來鞏固道路自主,這是一開始就寫在門楣上的。2016年,習近平提出“四個自信”,第一個就是道路自信,正是對改革開放初衷的迴應。

中國從來沒有承諾要從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對方可能一廂情願,認為自己的訴求未獲滿足,但這不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

此其一。

其二,怎麼樣的國家關係,一方才有義務滿足另一方的心理期待呢?宗主國與附庸國的關係、殖民者與殖民地的關係,或者西方盟友內部那種大哥和小弟的關係。

中美之間是三者中的其中一種關係嗎?顯然不是。

即便是北洋軍閥或者國民政府時代,通過對外借款、尋求援助和政治控制、軍事威脅建立的關係,也不完全如此,蔣介石不時也會罵幾句“娘希匹”呢。

美國有許多漢學家、“中國通”,但對中國真的不通。許多寫中國的文章和書,中國人理解起來都頗有難度,經常是隻有學術意義。

他們總是運用政治現實主義的目光,把中國的革命過程的每一個階段完全理解為不同政治勢力之間利益爭奪的結果,這樣分析問題,看上去很科學,但卻是無法真正瞭解中國的。一個根本的問題總是被迴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何以發生?

社會主義革命,是對自強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國民大革命的接力,前人做前人的事,後人幹後人的工作,目的都是一個—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獨立自主,擺脱被控制被剝奪的地位。各種方法都試過之後,發現雖然都承擔了各自的歷史使命,但都無法通往最終目標,所以才選擇了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革命對於中國而言,不是因為條件成熟而自然發生,而是因為一部分精英認識到這條路可以通往民族獨立和現代化,而去創造條件讓它發生。

從1840年到1949年,百餘年的奮鬥,直接的目的就在於擺脱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惟其實現這一直接目的,才可能實現現代化這一間接目的。

既然如此,中國怎麼可能在道路自主問題上滿足誰的心理期待呢?

如果“中國通”們真的能夠理解這一根本的底線問題,就不會存在所謂“失望”了。

 

山巔之城

二戰以後,美國成為全球秩序的領導者,同時也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一制度基礎上的民主自由的典範,對全球政治文化有着強大的輻射作用,長達六七十年時間裏,自詡、也被承認為“山巔之城”。

這一點無可厚非—至少在特朗普上台以前是這樣。即便是不喜歡美國的人,也很難否認。

前文所説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廣義的意義上使用的,即把共產黨領導的所有革命階段都納入其中。在前期,它的堅定不移的內容就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

其中反帝尤為重要,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在民族危亡時刻籌建的。

在“列強”當中,美國曾是讓中國人最有好感的。比如庚子賠款,它就很“慷慨”地分批次退回,成立了現在的清華大學,並且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現代意識的新式精英。新文化運動中聲名赫赫的胡適博士,就是庚款留學的一員。

其後,在抗日戰爭中,為了讓中國堅持抗戰,牽制住日軍主力,美國也在後期對中國提供了軍事援助。

但國際關係的目的始終擺脱不了“國家利益”。

從清末到北洋時代的“門户開放、利益均沾”就是美國提出來的,列強中的一員,通過戰爭或者政治手段從中國獲得了利益,那麼所有列強不費一兵一卒,享有同等利益。這種方式看上去很“和平”,但卻等於倍數放大了中國主權受損的程度。

20世紀初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的確讓中國人對強權的良心抱有幻想,但最終也慘痛地破滅,才有了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

自那以後,一部分中國精英明確了一點,除了自己的實力,誰也靠不住。

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美國沒有光芒。因為它一直主動地站在敵對地位,從在解放戰爭中幫助蔣介石,到成為新中國第一仗的交火對象,再到後來率領西方陣營對中國的全面遏制,從來沒有展現過友好。改革開放之後和中國建交、緩和關係、發展相互交流,首先的目的也是拉攏中國反對蘇聯。

在中國,美國的“山巔之城”的魅力,主要體現在社會層面。20世紀80年代開始,再一次“西學東漸”,中國人的確對美式制度和美式生活無限嚮往,一直持續到幾年前。但在國家政治層面,這是絕對分割的,這一點從未動搖,前已有言。

政治術語比較刻板,又往往具有很強的描述力。比如這一個—“和平演變”。這是中國一直作為底線堅持反對的對象,不管哪國,或者本國的誰,懷有何種期待,都是因為在原點上就錯了。

美國那份“戰略方針”開篇裏的心理闡述,用中國風格的一句話概括就是“和平演變失敗”。

如果當下美國政府的心態真能濃縮從尼克松總統以來的美國政府的心路歷程—不可證實,但可能性極小—那麼這是因為一開始就錯了。

美國的對外政治雖然有頑強的“佈道”傳統,但具體操作上一向是現實主義的,它本來可以理性地通往利益最大化。而最糟糕的結局就是現在這樣,特朗普總統把中國民間曾經葆有的山巔嚮往都擊碎了。

其實,即便是“親美”的胡適博士,在留美期間也早已洞穿美國社會表象背後的真實。胡適發現,美國會在制度和實踐上很好地照顧自己的國民,但對於弱小民族,則“全持帝國主義態度”。

且不説冷戰時代這種極端情況,冷戰結束以後,難道不是如此嗎?


中國怎麼做

在中美關係惡化,甚至還可能無限惡化的條件下,中國怎麼做?

在2018年,就有很多聲音在討論“脱鈎”問題,力主不能“脱鈎”。從中國的角度説,當然不能“脱鈎”,也從未説過要“脱鈎”,事實上它還是忍辱負重維繫彼此關係的一方。

中國有一條“理想的底線”,但很少示人,在實際行動上,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現實主義的國家之一。

這是對方的攻勢。這個時候你空言不要“脱鈎”,有何補益?放棄你的工業、科技發展前途?自廢武功限制華為,把5G拱手讓人?

不這麼做,美國不會停止“脱鈎”行動。至少表面上如此,而且現在它的表面和實質之間界限極為模糊,難以揣測。

這個時候,中國是被動的,打架不是你想要的,但拳頭揍過來,想躲也躲不了。怎麼辦?

第一就是,我們見招拆招,但不會主動升級衝突。

在大選主導下,目前的特朗普政府已經歇斯底里,毫無道理可講。新冠疫情不合時宜(又或者是恰當其時)的暴發,更讓一國包攬全價值鏈的必要性獲得了進一步的現實論證。

可以預期,美國政府的非理性還會繼續,而且在非理性的攻擊上,以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難以實行對等回擊。

這個時候要做的,也是正在做的,就是能駁斥的駁斥,無意義的對抗不做。

第二則是,妥善安排內部治理,用我們常説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辦好自己的事情”。

就險惡程度而言,目前面對的情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並非沒有經驗,我們必須保持自信和定力。

開發自身能量,和美國之外的世界盡力建立友善關係,或可柳暗花明。畢竟美國不是世界,中國龐大的規模也不是誰可以完全封殺的。説白了還是回到前面那句話:你不是被他“包養”,中國的成就是中國人民共同奮鬥得來的。

但這不意味着我們要徹底否定美國的一切。它固然視我如寇仇,但我們未必要採取對等態度。美國身上,還是有許多值得政府和社會繼續學習的優勢,仍可為我所用,深入改革,堅持開放,總是有益無害。

艱難之際,內聚民心至為關鍵。未來幾年,能否繼續讓中國人得到實實在在的福祉提升,相當程度上決定中國的戰略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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