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還會再來嗎?

想要“禍水東引”,就不能從科學上講道理。所有的政治煽動,都不可能訴諸理性。把矛頭指向意識形態,那就不必講道理,就像十字軍東征一樣。

作者:本刊記者 李少威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8-19

中美關係持續惡化,“新冷戰”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政治的流行詞。

新冷戰會不會最終成形,在11月3日的美國大選之前,還存在相當的變數,變數包括踩油門和踩剎車兩種可能性。

踩油門幾乎算不上一個變數,只是一個量的問題。“特朗普-蓬佩奧組合”肯定會變本加厲,盡力把中美關係往冷戰的道路上推。

前段時間蓬佩奧的尼克松圖書館演講,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而派衞生部長率團訪台,以及此前傳言的考慮禁止共產黨員、中國高官赴美,都是非常赤裸裸的試圖拆毀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的舉措。

中美遲早難免衝突,這是人們早有預料的,未能預料的是政治家的非理性程度可以達到如斯境界。無論怎樣強調時代背景中本身隱伏着的衝突基因,特朗普、蓬佩奧的個人因素導致的衝突急劇進展,還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2020年春天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幾乎摧毀了特朗普上任以來所積累的全部政績,經濟、就業等等他所標榜的成就,因為抗疫不力盡皆毀於一旦。

假設這個時候他還有兩年任期,那麼最理智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和中國合作對抗病毒,同時放鬆經濟打壓,盡力通過加強經濟往來,創造復甦動能和就業機會。

偏偏大選就在眼前,這條理智的道路顯然無法迅速為他積累政治籌碼,那麼,不顧事實,掩耳盜鈴,刻意將失敗和災難歸咎於中國,就是政治上的最佳選擇,至少是選舉問題上的最佳選擇。

想要“禍水東引”,就不能從科學上講道理。所有的政治煽動,都不可能訴諸理性。把矛頭指向意識形態,那就不必講道理,就像十字軍東征一樣。

政治家(或者政客)對獲取和保有權力的慾望之大、之深,是一般人難以理解的,為此可以不惜與真正的國家利益、人民福祉背道而馳。

如果在大選之中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獲勝,那麼儘管中美衝突的大方向難以改變,但還是有可能把它稍稍往回拉,拉到比較理性的軌道上來。

所謂理性軌道,就是現實利益。

以意識形態之爭為核心內容的冷戰,其實是掩蔽現實利益的。對於今天的中美關係,美國的作為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

但即便是在過去的冷戰時代,美國總統中,也沒有出現過特朗普這樣的例子。當蘇聯試圖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的時候,美國就將消息透露給了中國,這説明,美國自始至終還是有底線的。

今天,我們已經對這一點不太肯定。


蘇聯的“傳統不安全感”

1946年2月22日,喬治·凱南—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向美國國務院拍發了一封5000多詞的長電報。

隨後,1947年,就有了杜魯門主義,提出以“遏制共產主義”作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

冷戰從這裏開始。

凱南的電文認為,克里姆林宮對世界事務的認知根源於蘇聯傳統的不安全感。為了求得安全,他們從不妥協,必欲將對手置於死地,而且蘇聯的專制傳統與意識形態強制整合,它認為外部世界都是敵對的。

也就是説,跟蘇聯根本沒什麼可談的,談也是白搭,對抗是唯一路徑。

“蘇聯傳統的不安全感”,這裏的“傳統”應該不包含沙皇俄國及以前的歷史。

只是,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之後,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權誕生,隨後就遭受了協約國的東、西夾擊,蘇聯不可能感到安全。

按照列寧的理論預期,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將會帶動世界各國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起來革命,從而帶動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俄國革命之後,德意志帝國、匈牙利的確發生了革命,但以失敗告終;英、法、意、美、日也爆發了大規模工人運動和羣眾鬥爭,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紛紛建立。但預期中的大面積革命勝利並未發生,歐洲的革命浪潮在1919年就趨於平息。

而在一戰結束之後,協約國緩過勁來,從東、西兩個方向對新生的蘇俄發動了軍事幹涉。

在西邊,紅軍在與受協約國支持的波蘭軍隊的鬥爭中受挫。

而在東邊,英美日等國也組成干涉軍,侵入蘇俄的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其中日本出於獨霸遠東的野心以及與俄國的傳統矛盾,在派兵和進攻上表現得尤為積極。

保衞新生的蘇維埃俄國,是眼前最迫切的任務。1919年,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就是為此而生。

學者楊奎松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中寫道:“為了推動各國革命,蘇俄新政權甚至不顧歷經戰亂的俄國民眾仍在嚴重饑饉之中的困難局面,傾盡國力,甚至不惜祕密變賣沙皇及俄國貴族的各種金銀財寶,以籌集援助他國革命黨人的鉅額經費。”

共產國際服務於蘇聯,它的任務就是“輸出革命”,中國革命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

雖然共產國際已經在1943年解散,但“蘇聯傳統的不安全感”並沒有因此削弱。當時“反共”是社會主義世界之外近乎共同的聲音。

這種情況下,蘇聯肯定也沒有什麼安全感。

比如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偽滿洲國、汪偽政府、蔣介石還有早期一些中間派別,都紛紛以“反共”自我標榜,以此爭取所謂道義支持,創造相互勾兑與妥協的空間。

中國共產黨當時徹底革命的立場,註定了它不可能與其他勢力達成真正的妥協,那麼它也沒有安全感,它唯一相信的是自己的實力。如果實力不足以對抗強敵,就只能“一邊倒”。

新中國成立以後,外交上倒向蘇聯,其實是別無選擇。


互相的需要

但中國畢竟不是蘇聯。

前30年,新中國通過勒緊褲帶自主研發“兩彈一星”,解決了國家捱打問題之後,它也意識到,勒緊褲帶不是長久之計。而在很早以前,蘇聯就已經變得不可依靠。

中國最終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

世界革命的理想,解決不了吃飯穿衣的問題;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上發展與外部世界的經濟往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迫切需要。

中美建交,改革開放,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説中美建交標誌着中國向西方世界的開放也不為過,這種開放不是某一方單方面打開大門,也不是某一方接納了另一方,而是一種相互需要。

政治上反對共同的敵人—蘇聯,當然是相當重要的也是最為表面化的相互需要的因素,因此彼此可以擱置意識形態差別。

“擱置”當然不能理解為中國就此拋棄了社會主義道路。1979年中美建交之年,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第一條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的目的,不是轉變道路,而是為原定的道路尋找更堅強的支撐,這是毫無疑義的。

事實上,如果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那麼中國共產黨1921年以來的所有歷史就化為烏有,更遑論執政的合法性了。中國共產黨是和社會主義綁定在一起的。

這也是特朗普政府所謂“對華接觸失敗論”在中國看來非常無稽的原因,且不説他們是否曲解歷史,至少是誤解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向。

另一種相互需要,是中國需要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西方世界需要新的原材料產地和製成品市場,這是一種最現實的互惠。

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西方八國和中國北洋政府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訂立《九國公約》。這一公約的重要精神是,約束通過武力侵佔領土的方式在中國謀取利益,更多地轉向以經濟投資(包括財政、金融控制)等和平的方式,獲得殖民紅利。

其初衷是調和列強利益,限制軍備競賽。這一會議重申了“門户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

往前再倒推一下,1900年8月14日,也就是距今120年前,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城。兩週後,聯軍3170人在北京皇宮閲兵。之後在八國聯軍統帥、德軍元帥瓦德西特許下,聯軍軍官們以參觀皇宮為名,公然實施搶劫。

列強們如此親密無間地幹同一件事,居然是在一個文明古國的土地上公然劫掠。但僅僅十多年後,那種通過血與火的方式進行殖民地擴張和掠奪資源、市場的辦法,引發了列強內部嚴重的對抗,其結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每個國家都打得奄奄一息,此時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彼此之間的利益分配,就被提上日程。但好景不長,隨着經濟危機爆發和深化,世界再次陷入大戰深淵。

二戰以後,世界分為兩個陣營,互相敵對,事實上壓縮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擴展的空間,資本難以獲得新的邊緣地帶。對西方社會而言,資本一直是“憋着”的,它被侷限了。

中國與西方的和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為西方資本提供了廣袤的原材料產地和廣闊的消費市場,外資的紛紛湧入其實正代表着西方社會的內部壓力釋放。

中國發展得越好越快,對西方世界就越有利。這正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裏,西方國家和企業一般都會比較照顧中國人的尊嚴需求的原因。

也正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西方世界獲得了新一輪的快速發展,共享和平與接觸帶來的時代紅利。


冷戰可能再來嗎?

我們在前面説過:一、如果試圖引導社會情緒,不能訴諸科學,最好訴諸意識形態;二、過去幾乎所有的具有特殊利益的組織,都會以“反共”為標榜。

現在的“特朗普-蓬佩奧組合”,開始兼而有之,既訴諸意識形態,又以“反共”自我標榜。

今天,這二者都還有相當的煽動力,但它顯然相比冷戰時代,要衰弱了許多。

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正如前述,中國不是蘇聯,儘管它不會放棄自己的道路,但它沒有“輸出革命”的需要和欲求。

中國的社會主義理想,一直非常自覺地限制在國家範圍之內,改革開放以後從未試圖移植他國,對互不干涉內政這一原則的堅持,也是一以貫之的。同時,經濟發展也讓中國與更多的西方或非西方國家加強了相互瞭解。因此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來説服人們這樣一個國家是對所謂“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個,西方的意識形態自身也已經祛魅。

且不説福山那個破產的預言了,西方國家日益表現出來的疲態,已經不足以對身處其外的人們產生強大的吸引力。

美國抗疫失敗造成的巨大災難,與社會意識形態有關,也與政治運作方式有關,這一點,無論如何嫁禍他人,明眼人也看得出來。歐洲多國的佛系抗疫造成的損失,同樣如此。

燈塔暗淡是不爭的事實。

而且隨着彼此瞭解的增多,許多歷史的謊言都被揭破,偉光正的語言之下,掩藏着截然相反的真相,人們變得越來越清醒。比如種族歧視從未退場,比如解放黑奴不過是因為北方工業提出了對“自由勞動力”的需求。

更何況,那些但凡沒有社會經濟基礎而被強行移植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幾乎無一不踉踉蹌蹌,無一不被“坑慘”。

西方國家內部,其實也很難通過意識形態把自己粘成鐵板一塊了。畢竟,冷戰的衝突危險是現實的,而現在的安全威脅主要是臆想的。政治家如果不自我欺騙,大部分都不好騙。

第三個,在這個時代裏,“反共”已經不具有煽惑力。

身在共產黨執政國家的人們,對共產黨並無先入之見的排斥,而生活在非共產黨執政國家的人們,可能不喜歡這個國家,但那只是因為信息或立場差異,他們本身對共產黨並沒有什麼印象,因為共產黨事實上與他們的生活無關。

特朗普和蓬佩奧刻意把中國這個概念轉換為“中共”,目的就是挑動意識形態之爭,讓人們跟着他們一起不講道理。但事實上,蓬佩奧的尼克松圖書館演講已經不可能造成像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講那樣的效果,原因正如前述。

綜上所述,特朗普和蓬佩奧的目的如果真的在於製造新冷戰,恐怕實現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今天的世界顯然缺乏冷戰所需的要素。

特朗普和蓬佩奧試圖努力把焦點轉換為一個問題:歸根到底,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

道路選擇權,發展自主權,這些詞彙都顯得很枯燥。真正的問題有兩個。

一個是,不是每個國家都應該是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假設,只是基於所謂“文明”的傲慢,認為自近代以來,但凡不是資本主義的,就都是野蠻落後的。而世界上的人們今天早已瞭然於胸,那不過是給自己的侵略、欺凌行為尋找合法性的説辭而已。

另一個是,我們的歷史決定了我們不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其實是從對封建統治的強烈反抗中產生的,而中國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擺脱了西方典型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隨後又進入了理性政府時代。

日本之所以迅速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卻不能,主要就是因為國情差別—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就處於與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前極為相似的封建統治時代,它可以借鑑,但中國無法借鑑。

與我們既知的“冷戰”相符的時代不會降臨,但我們也不能低估了政治的能量。

“特朗普-蓬佩奧組合”通過權力運作和情緒操弄,把中美關係帶入一個灰暗的階段,從而讓現實利益對政治失去原有的約束力,這是絕對可能的。

如果美國一意要打意識形態的牌,那麼中國就被逼到了牆角,無路可退。但這不意味着我們就要採取同樣歇斯底里的姿態與之對抗,中國目前在言論上不讓步,也不過激,在行動上不隨着美國起舞,沒有用行政手段限制在中國有着廣泛市場的美國企業,就是一種冷靜剋制的表現。

今天很難,但回顧歷史,也不算什麼。何況,到底結果如何,尚難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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